余丰（1913-1970），原名程福，山东海阳人，东北抗联成员，延安电影团放映队首任队长。
个人生平——从放映队长到隐秘战士
1913年，余丰出生于山东海阳的一个贫苦农家。由于山东连年受灾，少年时期，余丰便跟随父亲闯关东，离开家乡前往东北。
1933年初，余丰毅然加入东北抗日联军，投身于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战争，也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35年，党组织选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接受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学习。1937年底，他学成归国，到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报到，参与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的组建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相关要求，他按组织规定正式改名为“余丰”。
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放映队成立，余丰被任命为首任队长。第二年，放映队并入延安电影团，余丰转任电影团放映队队长。
1943年，因党中央加强东北地下工作力量的需要，余丰被调往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奔赴东北、过山海关之前，他结识了一位居住在沈阳的张姓老乡，并认作干亲，改名“张成福”，以此身份在沈阳落脚，并在日伪统治下的沈阳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地下党的工作。他以新的身份为掩护，深入群众，发展进步力量，为迎接东北解放默默打下群众基础。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两年后，即1950年 11月，余丰正式恢复党籍。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轻工业局、粮食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1970年，余丰病逝，享年57岁。
1950年中共沈阳市委恢复张成福（余丰）党籍决定
余丰与延安电影团——为根据地军民放电影
1938年底，余丰参与组建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放映队，后成为首任队长。放映队成立后在延安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自己摄制的电影），可是难题出现了：俄语原版影片观众听不懂，这就影响放映效果，为解决这个问题，余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因为他在俄罗斯学过俄语，他边放映,边摸索总结出一整套延安特色的放映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放映前当天黑下来，观众安静后，放映队员首先用铁皮做的小喇叭（带有延安精神的“话筒”）介绍电影的梗概，让观众明白影片的大概情景。放映中当银幕上开始出现不太清晰的画面时，队员就开始进行现场口译，口译对白还要通俗易懂。放映中间他们利用倒片子或者是修机器的时间，还进行一些影片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介绍。伴随着手摇发电机产生的嗡嗡音响和手持“话筒”的放映员带有口音的解说，一下就把观众带到了遥远令人激动的苏联。有的时候中间倒片子或者是修机器的时间长，放映员就唱当时的革命歌曲或陕北民歌活跃气氛，观众随之也跟着唱或组织拉歌比赛，场面十分振奋。
1942年，周恩来从重庆带回一台16毫米放映机，并通过关系引进了一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影片《保卫斯大林格勒》《虹》《女战士》等，周恩来回延安的当晚就把放映队队员叫到他的驻地，一遍一遍地实地操作，手把手教他们放电影，这件事让余丰终生难忘。
油画《周副主席为咱放电影》
延安的生活也充满了艰辛，余丰之女张俊杰回忆道：“那个时期生活在延安的老同志都会说是延河水小米饭养育了他们。夏天，在延河里洗衣服和洗澡，因为只有一套衣服，所以边晾洗过的衣服边躲在山沟里，等衣服晒干了再穿上。 被子只有一条很薄的棉被，天气暖和时好说，冬季就困难来了，睡觉时铺一半盖一半。冬天，没有炉子，更没有暖气，在窑洞里生个炭火盆取暖。所谓的炭火盆，其实是用几块砖头在地上砌成个三角形，这就是当年延安的‘炭火盆’。我听父亲说，1939年的冬天，有一个晚上特别冷，睡觉前往炭火盆里又多加了木炭，年轻人睡得很沉，中了炭气，昏了过去，幸亏我父亲和吴德礼睡觉比较轻，感觉不对劲，就从炕上滚到地上，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拖到窑洞外面的地上。每当延安老同志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说：‘哎呀，要不是那个余丰同志和吴德礼把我们给拽出来，早见马克思了。’”
延安电影团放映队放映的电影
在延安的六年，是余丰为党的电影放映事业奠基拓荒的六年。余丰在任期间负责放映队的全面工作——从翻译苏联影片、编辑解说词，到组织队员学习、进行技术培训，再到手把手教授放映机和发电机的维修操作，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认真地完成党组织委派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为电影团培养了坚实的后备力量。
延安电影团的电影放映事业极大地丰富了军民的精神生活，坚定了大家的抗战信念。放映队将影片带到陕北的各个地区，流动的银幕如明灯般照亮了军民的心，这生动地践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
1941年延安电影团全体成员在驻地合影
（中间戴墨镜者为余丰）
余丰的革命家风——党的艰苦朴素作风的践行者
余丰的一生勤俭节约，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作风，这些不仅体现在革命工作中，更深深融入家庭生活，成为影响后代的精神财富。
余丰对家人要求严格，生活极尽俭朴。女儿童年时，年年穿哥哥姐姐的旧衣。在女儿小学三年级时，余丰将她穿小的旧裙子拆成布条，亲手编织成草鞋模样的凉鞋送给她。余丰的妻子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一生从事财务工作，勤勉尽责，多次获评先进。她曾经有过两次涨工资的机会，但也都在余丰的劝说下主动放弃让给同事。
余丰生前，每个月5日是发工资、交党费的日子，在余丰病重住院直到去世的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是女儿替他领工资并交党费的。“工资可以别人带过来，可交党费必须自己交。”这是余丰坚守不变的准则，也是他对信仰最真诚的践行。
余丰虽自己生活节俭，却常在无声处帮助同事。他病逝后，十余位同事陆续登门，归还当年“借”他的钱款，他的家人们才惊觉他多年来的默默付出。他对党的忠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对他人的热心，成为余丰一家最宝贵的家风，代代相传。
结 语
作为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余丰的工作远不止于简单的“放电影”。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他和战友们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用银幕上的光影，为延安军民打开一扇了解外部世界、鼓舞抗战斗志的窗口。从抗联战士到电影放映先锋，再到隐秘战线工作者，余丰始终以坚定的信仰和务实的作风，在不同的岗位上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他在延安用光影传递信仰，在东北以潜伏积蓄革命力量，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用实干践行革命初心。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史，更是延安精神在不同战线的生动体现，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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