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1900—1994），江苏沭阳人。中国摄影大师，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建者，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开拓者，历任延安电影团负责人兼摄影队长、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会长。
个人生平——把光影献给祖国
1900年，吴印咸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1916年，吴印咸高小毕业后适逢沭阳水灾，他考入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在这家生产棉布和线毯的工厂，他半天学文化知识，半天当织毯工人，凭借出色的美术天分，年少的吴印咸设计出新颖的地毯图案。
1919年，吴印咸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毕业后进入上海艺海公司，画舞台布景和照相布景，两年后又在上海红灯照相馆做摄影师，这些贴近生活与社会的经历使得吴印咸在从事电影工作之前就获得了很好的美术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力。
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左翼电影运动，吴印咸加入电通影片公司，参与《风云儿女》《生死同心》《都市风光》《马路天使》等经典左翼影片的摄影工作，《风云儿女》是吴印咸担任独立摄影师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多年后他这样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担任摄影师，我过去没有拍摄过电影，突然拍故事片，确有困难。但是，我早就爱上了电影摄影工作，再说我经常在摄影棚内观察摄影师们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独立拍片也为我提供了钻研、探索的机会。” 经过这次拍摄，吴印咸悄然成长为一名追求进步思想、对国家和民族抱有深切责任感的进步青年。
电影《风云儿女》剧照，摄于1935年
电影《风云儿女》剧照，摄于1935年
1938年夏，一封来自袁牧之的电报，邀请吴印咸一起去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促使吴印咸实现了摄影生涯的重要转折，走上革命之路。接到电报后，吴印咸迅速赶到武汉，通过了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的考察，踏上了延安征程。
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延安电影团）成立，吴印咸任摄影队长。在延安期间，他用镜头聚焦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革命根据地，用摄影机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纪录片和大量的电影素材，用照相机拍摄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工作身影与广大军民团结抗战、艰苦奋斗的风貌，为中国革命留存了不可替代的视觉史料。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整建制并入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吴印咸随延安电影团抵达兴山（今黑龙江鹤岗）后即投入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先后任技术部主任、副厂长，1949年后任厂长。在东影期间，吴印咸牵头建立专业电影生产流程，组织拍摄《白毛女》《中华儿女》等新中国首批经典影片，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与发展筑牢根基。
1956年起，吴印咸转向教育领域，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结合自身在上海、延安、东北等地的实践经验，主导构建中国现代摄影教育体系，撰写《摄影艺术表现方法》等十余部专著。此外，他长期担任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积极推动国内摄影艺术交流与发展。
老年时期的吴印咸
吴印咸与伊文思——穿透黑夜的第一次握手
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迅速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由于国民党当局对电影等宣传媒介的严格管控，中国共产党难以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展现延安与八路军抗战的真实面貌，于是决定成立一支由党亲自领导下的电影摄制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受好友袁牧之邀请，吴印咸计划与其一起奔赴延安组建电影团，拍摄周恩来在武汉策划的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然而，延安电影团要想“开门营业”，还需要解决电影设备短缺的问题。当时正值战乱，电影设备难以购置，加之延安位置偏僻，为了确保在延安顺利开展电影工作，出发前必须精心筹备，备足胶片与设备，当时袁牧之的手头仅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正在他们发愁时，周恩来安排袁牧之会见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这位荷兰导演1938年1月来到中国，拍摄了大型抗日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伊文思曾计划到延安去拍摄，周恩来也十分支持，但由于国民党多次阻挠没有实现，离开中国前，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与袁牧之见面，听说袁牧之将要拍摄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抗战活动的纪录片，伊文思非常兴奋，当即决定留下一台35毫米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作为支援，但这些器材不在身边，需要再约定一个地方，第二天傍晚再交给袁牧之。
伊文思赠送的“埃姆”35毫米摄像机
由于伊文思与袁牧之会见时谈话时间太长，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周恩来安排由吴印咸来担任交接人。第二天夜晚星光暗淡，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中山公园西侧的一条马路旁。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车上下来一个外国人，正是伊文思，他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咸，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危险的夜幕中，他们来不及交谈，甚至连对方的脸也没有看清，黑暗只有两双紧握的手表达着千言万语。
直到1957年，伊文思再度来中国，吴印咸与伊文思重逢，此时两人都已五六十岁了，这一次，他们终于看清了彼此的面容。在明媚的阳光下，他们仔细端详着对方，回想起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心中感慨万千。
1957年伊文思来到中国，与吴印咸再次见面
吴印咸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用镜头记录党的文艺思想里程碑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从5月2日至23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内举行了三次大会，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对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明确了指出了革命文艺的方向，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论断，成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和重要里程碑。
吴印咸作为电影界代表，全程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其他代表不同，他除了参会之外，还担负着为会议拍照的任务。1942年5月23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吴印咸一面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面琢磨着如何拍摄。会场屋小人多，光线暗，场内实难拍摄。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毛泽东，提出到室外合影的想法，毛泽东欣然同意。
座谈会代表合影的背景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1941年建成，主楼3层，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就设在一楼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吴印咸拍摄的座谈会代表合影，就拍摄于这座楼外的空场。
多年后吴印咸回忆说：“会议一开始，我就想拍照，可会场内人太多，窗户太小，光线不够，角度也难找，因为到处都是听报告的与会者，连个站下来拍摄的地方都没有，会场内根本没有拍摄条件。但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不留下摄影记录是不可能的。我看见办公厅礼堂外有一块很大的平地，就向毛主席提出会后在礼堂外拍摄主席的要求。主席听了，建议我拍一张集体合影。会议结束后，他率先走到拍摄区内，与会者们也跟着走出礼堂，来到拍摄场地。这时正是下午，光线还不错，等大家排列好后，我就调好焦距，按动了快门。由于人多，合影照由三张照片连接而成，我在正面拍了一张，在两侧用稍斜一点的角度各拍了一张，拼接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吴印咸继续说：“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自己先坐下，大家很快围了上去，站好坐定。主席如此重视，亲切融洽，使全体与会者激动不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一文中，学者孙国林描述了拍照当时的情形。照相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在吴印咸的镜头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延安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一个个面容朴素而振奋，当年现场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唯一一张影像记录，成为定格党领导文艺工作历久弥新的经典画面。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吴印咸摄，1942年
结 语
吴印咸的一生，是以影像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大时代、大事件的纪录者，也是中国摄影艺术和电影艺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的作品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光影史诗，浓缩了20世纪中国摄影艺术和电影创作蓬勃发展的历程。他用光影让我们看到镜头与革命理想的重叠，更为我们留下了镜头之外无数动人的瞬间。吴印咸自己曾说过，“如果我没有深入生活，如果我不经受战火的考验，也就不会记录下这永远令人难忘的时刻。时代给我创造了创作的条件，我的职责是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
参考文献：
[1]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的故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
[2]吴印咸,唐东平,郑家伦,等.一代宗师吴印咸——时代风浪里成长起来的伟大摄影家[J].中国摄影家,2021,(07):18-43.
[3]丁亚平.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艺档案·延安影像.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
[4]《跟随“追光者”的镜头，感受红色精神的磅礴力量》.光明网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 7386843177275097637/?upstream_biz=
doubao&source=m_redirect
[5]《一分钟，带你了解抗战摄影师|吴印咸》.新华网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0730/24acfc24b2ed482590fd711dee60b18f/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