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而公（1920—1976），别名铁生，笔名梁星、古甲、乙听者，1920年出生于辽宁凤城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新闻工作者之一。
01 个人生平——官宦家庭走出的革命者
高而公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庭，其父高惜冰曾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考试院铨叙部育才司司长，中棉公司常务董事、国民党安东省政府主席、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然而高而公在反帝救亡、抗日爱国的气氛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与家庭所有其他成员截然相反的道路。
1936年，高而公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在进步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他的革命之路。1937年秋，高而公中学毕业，随家迁到上海，他积极参加燕京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顾德欢组织的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在各方面表现出色。暑假后高而公进入省立上海中学读书，该校对学生功课要求极严，竭力限制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他于1938年春转入大夏附属中学读书，同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40年夏，高而公考入迁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政治系。高而公在没有找到党组织的情况下秘密摸索着开展革命活动，他暗自寻找发动组织进步青年，开展读书小组活动，主编壁报《合唱群》，组织“三台实验剧团”，传播进步文化，宣传革命思想，直到1944年高而公才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
1944年夏，高而公毕业后回到重庆家中，南方局青年组负责同志安排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中央社工作，任务是从那里取得国民党的内部消息。这段时间，高而公作为中央社外勤记者取得不少有重要价值的国民党营垒内部消息，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生动而富于战斗性的文章和通讯，如《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李四光教授学术讲演》《记一个晚会》等。1945年1月，已经从东北大学毕业的高而公凭着与东北大学一大批进步同学的密切联系，按照南方局的指示组织了42人到解放区去，这是当时各大学中人数最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任命高而公的父亲为安东省主席，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安排高而公回安东工作。然而，父亲希望他留在中央社工作，并准备出国考试，父子间起了争执。这一年10月10日，高而公去看望父亲，算是告别。从此，彻底走上两条道路的父子再未相见。
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年轻人
前排右二戴眼镜者为高而公
解放战争时期，高尔公进入新华社临时总社，任对蒋管区广播部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而公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曾采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然而，1955年秋天，高而公遭遇了人生的巨大不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休养，直到1958年初，他才勉强能够做一些编辑工作。1960年高而公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开始担任新闻系采访教研组长，后任研究员。1976年11月，因受久病折磨，身体极度衰弱，高而公与世长辞。
02 高而公与陕北新华广播——实践中成长的广播业务骨干
高而公于1947年9月调到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即陕北台编辑部）工作，从此开始了广播编辑记者的生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取得主动。为了配合前方的胜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7年9月5日起创办对蒋军广播（1948年5月18日起改为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每天半小时，约两千五百字的稿子。由于在新华总社对蒋管区广播部的工作经验，高而公来到语言广播部后同样负责编写对蒋军广播的稿件。节目以国民党军为主要对象，报道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介绍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欺骗。对国民党军广播是陕北台最具特色的节目之一，由于对军事消息报道真实、准确，节目在国统区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拥有不少忠实听众，在分化瓦解敌军的作战意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陕北台的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开始时基本由高而公一人负责，每天半小时。高而公一门心思扑在节目上，对许多战报、报刊材料和内部情况进行认真仔细的研究，选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和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写成通俗易懂的广播稿。比如他在《谈一谈马用之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以拉家常的口吻，替国民党军官兵算账的方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在物价疯狂上涨的国统区，国民党军官兵为蒋介石卖命是多么不值当。高而公将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抵达延安的刘善本的故事编写成广播稿《介绍一位本台的听众》，又引发了多位包括国民党军空军人员驾机起义来到解放区。高而公在这个历史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以他出色的才华为新中国的诞生推波助澜，发挥了很大作用。推波助澜，发挥了很大作用改为披荆斩棘、奔走呼号。
03 高而公与新中国广播——广播新闻创作的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而公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广播记者，他的才华在新的天地中得以充分的展现。他充满热情地到全国各地进行采访，写了大量具有广播特点的有关新中国建设的通讯、特写，文章生动活泼、情感丰沛，赢得了许多听众。此前，为了准备新中国开国大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各有关部门提前一个月就进行准备工作，胡若木、杨兆麟和高而公负责编写实况广播稿，他们一次一次地去郊外采访参加阅兵的队伍，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1950年初，高而公专程访问山西省文水县，撰写了《刘胡兰小传》，这部作品受到广大青少年的追捧，成为当时畅销书，连续再版，影响深远。
高而公作品《刘胡兰小传》(笔名“梁星”)
1953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派高而公，播音员俞炜，录音员阁凤仑、李发荣等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采访报道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和平时期的第一批赴外采访战地记者，高而公和同事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制作了好几条录音报道节目，通过这些录音报道，全国的听众得以听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和生活。温济泽曾说，“全国人民得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最早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得到的，而这个消息正是高而公他们从朝鲜开城用电话传回的，随后还传回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录音报道《开城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朝鲜停战》，使人们听到了开城人们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的盛况、听到了金日成元帅的演说和群众的欢呼雀跃。”当时广播录音报道使用的是钢丝录音机，体积大、分量重，携带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录音广播在节目中所占比例很小，但高而公却十分重视这一手段，他关于人民志愿军的报道是我国早期录音报道中的珍品。
1953年夏，从朝鲜采访归来的高而公又赴鞍山采访，他的通讯作品不仅报道事件，更深入地刻画人物的思想和心灵。在《王崇伦和他的表》中，他通过讲述鞍山钢铁公司工人王崇伦的先进事迹，激发了广大青年的工作热情。
《高而公文集》
04 高而公与广院——广播业务研究的探索者
1960年，高而公调入北京广播学院，担任新闻系采访教研组组长，后任研究员，专门从事广播新闻业务研究工作。他虽然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依然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工作。他编写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为学生提供切实的学习帮助。编采班的学生得知他是《刘胡兰小传》的作者，纷纷向他求教，他总是耐心讲解、细致修改，无论课堂还是课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他严谨的态度和无私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学生。
然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高而公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饱受迫害。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尊重与生活的平静。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他才重获清白。但十年的沉重打击早已摧毁了他的健康。仅仅一个月后，1976年11月15日，他因病去世。
高而公的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秉持教育者的初心。他的严谨与善良，他对学生的无尽耐心与关爱，早已成为一代代学子的珍贵记忆。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那颗赤诚之心从未熄灭。
结语
从东北大学时期的革命探索，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新闻报道，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播宣传，高而公始终以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记录时代，传递真实，启发思考。他的作品，无论是文字还是声音，都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心中，成为激励和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曾有人这样评价他：“而公志在文学。但支配他终生行动的根本的原动力，是为人民献身的热忱。‘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鲁迅的这一思想，是他一生坚持不渝的准则。”
*本文参考刘书峰所撰《著名广播记者高而公》
《高而公：探索人民广播业务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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